华国锋昨日寿终正寝了，得年八十有七。

官方的讣告用了“曾经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这样的定语，让我们这些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浮想联翩。

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我们用的定语是“英明领袖”。

说到“英明领袖”就要说一下“伟大领袖”。

伟大领袖是在七六年九月驾崩的，那时我读初二，刚刚开会，在分座位吵作一团，一个同学突然哭丧着脸闯进来，大声说：“别吵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在很长一阵沉默后，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哀号。所有的孩子们都如丧考妣。

如丧考妣的还有全中国十亿人。那个凄惨劲儿就不多说了。不仅如丧考妣，而且没了主心骨。人人好像都在为未来怎么过发愁担忧。

这时候，英明领袖出现了。这个长相和善甚至有些老土的新领袖带领我们“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之后不久，十年浩劫宣告结束。

华是揣着“你办事我放心”的上方宝剑行事的。既然伟大领袖都放心，那么全国人民也就放心了，所以很快就树立起新的崇拜。当然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这里面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斗争。

华给人的感觉是很老实厚道的。当然官方的评价好像不是这样。这个我没兴趣知道。

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口重重的山西腔。有一次访问美国，一边沾着口水去翻讲话稿，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关于”的“关”，“正常化”的“化”都有很长的拖音，我们同学经常要学嘴学腔。虽然不敢对新领袖不敬，但总觉得不如毛周那么有气质。

还有老领袖的追悼会上，新领袖带领全国人民“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他把一二三说得相当夸张，以至于多年后一听到山西万荣的笑话我就会想到这个场景，就想做喷射状地笑出来。

华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这在当时有些感觉。

一方面，我们仍然在批这批那，另一方面，我们开始向往美好的生活。

初二的课本是四人帮倒台前印好的，里面的不少左的文章，比如有篇电影《春苗》的读后感，是批判修正主义当权派的。要不要教这些课，老师也搞不清楚。我们教语文的是个回城的知青，父母是大学教授，显然不愿意教这些。于是他从当时的报上找了不少作品给我们上课。

有两篇我印象很深，一篇是赵朴初写的散曲《故宫惊梦》，是嘲讽四人帮的，我现在还能背出一些段落：“宫门骑马带伙计，四匹；红旗车队后跟随，神气……”还有篇好像是艾青写的，名叫《给月琴手沙玛乌兹》。这些东西让我对语文课有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去考了文科。

从前每天要唱《东方红》的，现在广播里反复在教《交城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里出了个华政委……”新的崇拜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中产生了。

后来我们好像还敲锣打鼓迎接过毛选五卷和华的标准像。标准像必须要贴在毛头像的右边。那时候还要贴马恩列斯的像，这样，教室前面的墙上往往是六个头像，很是热闹。上课无聊时有时会悄悄画着玩。这让我的画艺有不小的长进。

后来好像华主持了个什么重要的会议，提出中国要建十个大庆十个什么什么的。我们很是兴奋。学校里组织我们画画，用似乎漫画的方式来表现这些宏伟的规划。我做过红卫兵的干部，一直在出学校的《红卫兵战报》（墙报），所以也当然要被点名来画。还过画了不少关于四人帮的群丑图。用得是很厚的那种制图纸，范本是当年非常流行的《连环画报》。

我们当时有没有喊过“华主席万岁”，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是造神很快，垮得也很快。

英明领袖带领他的人民没有几年，就失势了。原因是他在坚持左的一套，推行“两个凡事”。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经历了十年动乱和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国人真的有些怕了。而且，国民经济已经很糟糕了，老百姓穷得很。

华有过很风光的时候，但很短暂。短暂得我们都快遗忘了，短暂得我们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后来他渐渐地退出了中国政坛，还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待遇，经常到各地走走，也比较低调。有一年我去太仓马北村采访，就很惊诧地看到墙上有一张华夫妻在马北村的大幅照片。人老了很多，也清瘦了很多。

过不多久，就听说马北村那位陶月明书记吃了官司。当然不是为了这个，而是因为经济问题。

华给人的感觉是老实、木讷和有点土气，这是我们大家私下聊起来的一个普遍共识。“他不擅长于政治斗争”，说这话的人举例说，他当时完全可以不放小平出山的，因为小平给他写了保证书，说永不翻案的，这才放了出了。

当然，政治上的事并不是像我等平头百姓茶余饭后瞎扯淡这么简单轻松。不过，以他当年官至领袖的身份而能安全软着落，并且颐养天年、寿终正寝，在一个政党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除了一些特殊原因外，恐怕是与他本人的性格和心态有关吧？如果有些传言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还是要感谢上帝，没有给这个国家制造一个金正日。

随便写了这些，算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