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打开电脑看新闻，一条很强暴的标题闯进眼帘——《高法院副院长张军：审判工作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摘录于下：

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

张军强调，要真正做到审判工作服务于大局、服务于政治，需要法官既必须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处理任何案件，只掌握从文字上解释法律的种种技巧，不可能处理好具体案件、解决好法律和实际问题。只有真正领悟法律的精髓，真正适用好法律，才能完成审判工作为大局、为政治服务的使命。

这条转自于中国法院网的消息在凯迪社区的猫眼论坛上立即引发了强烈的质疑。我看了下跟贴，居然没有一条赞成同的。

我是个不太懂法的人。初看看这条消息真的很暴很汗，细想想又很正常——这么多年的司法实践不是一直这么做的么？只不过人家张院长是关起门在跟自己人说话，说了些实话而已。

“讲政治”其实是各个行当的行规，并不是所有的行外人都知道的，比如我那个行当就一直说要“政治家办报”。只是有时候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啥叫“政治”啥叫“政治家”——

八十年代初搞严打，我所在的四川县城里经常有法院的布告，看布告看游街看枪毙人好像成了当时孩子们的乐趣。我清楚地记得，有个农民因为偷了一只价值一百多块的猪被判了十年重刑，这个案子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过了多年我才知道，原来“严打”大约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法官讲政治，大约违法的拆迁就可以变成合法的强制拆迁，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法官讲政治，大约一个犯了经济案的贪官就可以无罪开释，因为领导关照了“这位同志业务能力很强”；

法官讲政治，大约杨佳的案子就可以由公开审判变成“秘密审判”，因为有媒体要瞎掺和，会影响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于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就弄得像“政治案件”那样壁垒森严……

张大法官在讲话中说，法院工作要体现“三个至上”的思想。什么又是“三个至上”？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是也。

学者贺卫方在他的《“三个至上”谁至上》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同时做了非常形象的类比：

“好比在一个家庭里，假如有一个人说话具有最终极的权威，那么就不可能是公公的意志至上，婆婆的意志同样至上，媳妇的意志还是至上。又好比奥运会比赛，冠军只能有一个。一下子出现三个冠军就摆不好——领奖台齐平，同时奏三个不同国家的国歌，岂不是乱了套，或者用时髦的说法，就要“俯卧撑”，或者如正龙拍虎一般扑朔迷离！”

我不知道从古到今，有没有哪个国家规定法院工作必须要为政治服务，为政党服务。以我粗浅的知识，我觉得，法律，作为国家机器，应该是超过政治的，是独立于政党之外的。

如果有人觉得我不讲政治的话，我愿意引用了修改党章时的最高领导人的相关论述：

 “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服从党的领导。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负责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加强党的领导同充分发扬民主和坚持依法办事是一致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中册页9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