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大概从娘胎里出来，就对“新闻自由”和“普世价值”有着势不两立的反感。这不，以《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炮成名的文锋在近日北晚再抛雄文《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
这篇雄文给我两个感觉：一是，它似乎代表着某种风向和信号，一种危险的信号——熟悉历史特别是当代中国史的人都知道，任何一次大的政治风暴的来临，总会借某报的某篇文章而引发的，比如批“海瑞”之于文化大革命；二是，现在的御用文人的水平实在太烂，“文锋”远不及文痞——无论是文风还是逻辑，一半都不如。不免让人感叹，草袋换麻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不是新闻理论的研究者，无意从新闻史和新闻理论上去批驳文锋的观点。又没人给我美元或者深海鱼油，不想让人以为我是西方的五毛。但我好歹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做了十多年的新闻工作，作为新闻人我深知道，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客观公正是新闻铁律，是新闻的生命所在，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盖莫能免，这便是一种“普世价值”。
文锋的文章充满着可笑又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比如，他一方面把抹黑中国称为“杂音（杂音意味着不是主流的声音，不是主旋律）”，一方面又说“西方媒体一面倒地抹黑中国，谁若为此有不同看法，或发表不同意见，不是被封杀就是被指责为被利用，哪里有一点‘言论自由’的影子”，这本身就很搞。
凡提及“客观公正”、“新闻自由”，文锋在前面加的定语必定是“虚伪的”“所谓的”、“自诩的”、“双重标准”，比如：
“新闻媒体从出现之日起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是具有政治功能的工具。西方媒体自诩为“客观公正”，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包装，使自身更具欺骗性。但笔者不能理解的是，这种骗人的伎俩竟然被一些“专家”奉为金科玉律，到处贩卖而且不遗余力。”
为了给媒体扣屎盆子，文锋不惜红口白牙胡说八道——
“……最近泰国的动荡对泰国人民不会有任何益处。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更是族群撕裂的祸首。韩国持续不断的抗争使民选政府摇摇欲坠。美国、法国、英国、日本政府支持率低下，社会发展动力不足。这里没有媒体所起的不良作用吗？”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台湾的族群撕裂完全是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玩的花招，而泰国的抗争也是因为政府的腐败造成的，关新闻媒体什么相干？如果媒体起了作用，那只能是积极的——它让人民认识到了台独的不得人心，认识到了贪腐的可恨。
说到台湾，这几天台湾的媒体天天在挖陈水扁的洗钱案，陈水扁四大洲十个国家的海外帐户能曝光在世人面前，独立的司法调查和媒体的舆论监督功不可没，就连民进党都忙着要跟阿扁做“切割”，好像没有哪个老百姓或者政府官员出来说媒体带来了社会动荡，媒体撕裂了族群吧？
还是要谢谢文锋先生告诉我什么叫“中国特色的新闻理念”——
“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做中国富强和发展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以积极的态度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把自己放到所谓‘监督者、批评者’的角度，用负面新闻去造成社会的纷扰。”
换言之，你只要闭着眼睛唱赞歌就OK了，中国不需要任何监督、批评报道。
连装点门面的牌坊都不要了，这难道不是一种可怕和信号，可悲的倒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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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
文 锋
继不久前德国体育信息社资深记者黑尼希因“亲华”报道被撤职后，德国之声广播电台近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该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为“为中国说好话太多”而被暂时停止工作，此事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
张丹红是北京人，在北大学习德语后赴德留学，1990年起在德国政府的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工作。张丹红在北京奥运开幕之前两次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是此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8月4日，北京奥运开幕前4天，她在德国电台的一次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使4亿人脱贫”，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在谈到中国所谓“互联网检查”问题时，张丹红表示，在德国也有网页被禁，比如儿童色情网页。7月24日，在德国电视二台由著名主持人伊尔纳主持的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中谈到西藏问题时，她说，中国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谈到中德关系时，她说，默克尔当上总理后，良好的中德关系不再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和德国前总理科尔、施罗德不同，默克尔更多地把中德关系带上了冲突的轨道。
今年4月11日，笔者发表了“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一文，对把所谓“言论自由”标榜为普世价值的长平及其追随者进行了批评。当时正值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大肆抹黑中国，不择手段地歪曲事实，编造谎言，而国内一些以西方新闻理念武装起来的人，却随声附和，用“新闻自由”的标签遮盖住意识形态的私货，成为这一杂音的推手。
刚看到一则发自德国的消息，又联想到近期西方媒体的表演，使笔者不能不就“新闻自由”再发议论。这则来自德国的消息称，“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女士因亲华言论被停职，并在8月26日下午对她召开“批判会”，正式通知她无限期停职反省，要求她在停职期间不得对外接受媒体采访，也不能上“德国之声”电台的节目。而“德国之声”电台对此的解释是，“张丹红没有维护德国之声所一贯坚持的维护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这是何等的讽刺，请问在这件事上，张丹红的人权何在？她的言论自由何在？这是真正的对张丹红基本权利的践踏和剥夺，而且居然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和人权”！这真令人不寒而栗。“普世价值”旗手们的虚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由此笔者进一步联想到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中的遭遇。西方媒体一面倒地抹黑中国，谁若为此有不同看法，或发表不同意见，不是被封杀就是被指责为被利用。哪里有一点“言论自由”的影子。就在不久前德国体育信息社资深记者黑尼希因“亲华”报道被撤职。而当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以完美的努力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的过程中，西方媒体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抹黑和攻讦，说什么用辉煌掩盖了问题，金牌是由残酷的工厂制造出来的等等。而对他们自己所得到的每一面金牌，则欢呼雀跃，认为是民族的骄傲、国家的光荣。这种双重标准的“言论自由”难道就是“普世价值”？就是被一些人奉若神明的正确新闻观？
新闻媒体从出现之日起就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是具有政治功能的工具。西方媒体自诩为“客观公正”，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包装，使自身更具欺骗性。但笔者不能理解的是，这种骗人的伎俩竟然被一些“专家”奉为金科玉律，到处贩卖而且不遗余力。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外，很难解释这一现象。
西方媒体是西方国家政治形态的产物。在两党和多党政治形态中，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为了得到执政机会，他们大做负面新闻，互相攻讦，不择手段地爆料，造成社会分裂，政治动荡，执政效率低下。这并不是新闻媒体所应造成的社会效果，不能被视为新闻规律和有效示范，反而应从中吸取教训。最近泰国的动荡对泰国人民不会有任何益处。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更是族群撕裂的祸首。韩国持续不断的抗争使民选政府摇摇欲坠。美国、法国、英国、日本政府支持率低下，社会发展动力不足。这里没有媒体所起的不良作用吗？到头来，承担社会成本的不是媒体而是人民，媒体反而从中取利。
当然，所有西方媒体在维护本国利益时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内斗互不相让，外战相互争锋，枪口一致对外。绝不会讲究“客观公正”，可以“自由地”捏造事实，恶意地诽谤诋毁。这些手段和丑陋的做法，今年以来围绕北京奥运会，西方媒体的表演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笔者认为，西方媒体发挥的社会功能有极大的缺陷。特别是在保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上，责任是明显缺失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党和政府建设富强国家的决心和政策是正确的，同时中国的媒体肩负起凝聚民心、达成共识的社会责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闻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做中国富强和发展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以积极的态度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是把自己放到所谓“监督者、批评者”的角度，用负面新闻去造成社会的纷扰。这种媒体形态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符合中国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要发展必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的团结，而不是制造混乱。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
北京晚报：http://newepaper.bjd.com.cn:81/bjwb/html/2008-08/29/content_62823.htm
